梁同书题咏放生桥

谢庄

横跨在朱家角漕港河上的放生桥，已有451年历史，是江南地区现存完好的最大的五孔石拱桥。桥初建于明隆庆辛未年（1571年），由慈门寺僧性潮募建。放生桥桥体长而高大，桥墩却超薄纤细，技艺高超，其建造工艺不仅为民众所景仰，也为世界桥梁专家所惊叹。当然，天下没有金刚永世不坏之身，遥遥240年，放生桥于清嘉庆辛未年（1811年）倾坍，圆津禅院寺僧慧照“急谋重建”。他四处化缘，募集资金，不辞劳瘁，经过一年施工，终于次年竣工。

古时造桥有个传统，对一些有名的桥都要为其立传树碑。碑记通常以叙事为主，辅以文学笔触，联系天文地理，写到造桥环境、修桥动机、谁人出资修桥和简单的桥梁尺度及一般的施工方法，于是也留下了些许当年的工程记录，告诉我们所经历的事实，因此也是桥梁的一部可信可贵的历史。慧照修建放生桥功绩卓著，苏州名士潘奕隽特撰文并书《重建放生桥记》，以资纪念。大青石碑竖立于放生桥南堍（碑上篆书“重建放生桥记”，碑体正文为行楷，四周为阴刻云龙纹。碑高178厘米，宽72厘米），静默守护在桥旁，“碑记”却在为桥作注释，为它的历史提供佐证。后人驻足碑前，想起先贤的行善之举，不禁心生敬意。

其实，最初为放生桥撰写碑记的不是苏州潘奕隽，而是钱塘梁同书，那之后为何会有变化？这里也有个故事。

古人对撰文写碑大有讲究。纵观中国的桥碑，从最初先秦时期“造舟为梁”，到宋元明清的有名桥碑，林林总总，都由名人名家题写。而宋代著名的书法家、泉州太守蔡襄亲撰的《万安桥记》，首屈一指，他的大字楷书，被苏轼誉为“本朝第一”。此碑记，仅用153个字就把万安桥的建造时间、规划、耗资、作用及主建人员都扼要记明，用词精炼，文简意赅，堪称一绝。他不仅撰文，还亲自挥毫题写，成为万安桥碑的又一绝，具有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价值。明王世贞云：“万安天下第一桥，君谟此书，雄伟遒丽，当与桥争胜。”因此，蔡襄的桥碑已成为撰文镌碑的样板，为后人所效仿。如明代董其昌撰写的松江大仓桥记、徐阶撰写的松江万安桥记、吴潮撰写的青浦练塘朝真桥记、清代陈廷庆撰写的奉贤福禄寿三桥记等。

且说慧照，为圆津禅院第九任住持，是位文化高僧，他继承了圆津禅院文化传统，与历任住持一样，能诗善画。而且他善交朋友，其“朋友圈”不乏文人雅士，与在京师做官的同乡王昶亦是莫逆之交。他曾千里迢迢到京城，请时任刑部右侍郎的王昶撰写《重修清华阁记》。如今，放生桥重建工程竣工在望，该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为放生桥撰写碑记。他首先想到了相识多年的知交梁同书。梁同书是清代书法大家，工楷、行书，久负盛名，与刘墉、翁方纲、王文治并称“清四大家”，梁同书官侍讲，辞官还乡后，慧照与他吟诗唱和，相谈甚欢。两人偶尔煮茶论道，禅悟人生。梁同书75岁那年，为慧照题写“梵呗隐随渔唱远，人烟晚共水云浓”七言联，慧照视如珍宝，爱不释手，珍藏于禅院秘箧。在慧照心里，由梁同书来撰写碑文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于是，慧照特意坐船前往西湖，拜访梁同书。此时的梁同书，年已九旬，又在病中，当得知慧照来意，深感兹事体大，而自己年迈体衰，已力不从心，难以胜任。

梁同书知道，放生桥成于明隆庆辛未年，毁于清嘉庆辛未年，两个“辛未”相距正好四个甲子，这难道不是天意？再说，放生桥是由慈门寺僧性潮募建，今日，圆津禅院寺僧慧照赓续前行，坚心重建，造福乡闾，功德无量，理应大书特书，垂诸久远。可目下，自己想作诗恐怕“绕舌”，想题桥更是惭愧“口拙”。最后，他还是率成二律：

“人事纷纭唤奈何，放生桥建动遭魔。连旬阴雨添春涨，两界新隄卷白波。佳节每怜晴日少，善缘深虑散财多。漫云成毁从天定，努力前程志不磨。”

“且喜同人愿力坚，图终虑始共经年。只知利涉师前事，敢诩宗门续胜缘。我欲题桥惭口拙，人忘待渡得身便。青珉款识今犹在，辛未偏教计后先。”

他还建议，不如在桥柱上镌刻“重建放生桥”之岁月，问慧照“你看如何？”慧照此行虽然未能如愿，却也“满载”而归，他欣喜地捧回来梁同书的诗书墨宝，为禅院又添一宝。真是桥为媒，牵出了一段美好的文化情缘。

之后，慧照请来苏州名士潘奕隽撰写碑文，直到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才正式立碑，距放生桥竣工之日延迟整整两年。

（青浦区图书馆“喜迎二十大·书写江南情”创作征文稿选登）